李欧梵

　　记得十几年前家住新竹的时候，往往每月必会到台北去“朝圣”一次。星期天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外国电影，吃一两顿小馆子，在书店逛逛或买几本书，然后晚上再乘车回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无形中就充实了不少。到了美国以后，住在距纽约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纽约的“唐人街”却成了我每月朝圣的新“麦加”。每一个月中，我总要抽空去一两次，总在周六或周日，也是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中国电影，吃一两顿中国馆子，到中国书店里逛逛或买几本书，也会觉得生活充实了不少。

　　唐人街在我生活的边缘，然而也往往会成为我心灵中的重镇。去国已久的中国人，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吃馆子，外国人每逢礼拜天上教堂，中国人则上唐人街。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城”有两个，一在旧金山，一在纽约，每一个“城”里都不只一条街。以前我很喜欢旧金山的中国城，因为它比较干净、漂亮，最近我却爱上了纽约的中国城，因为它更有“中国”味，往往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从纽约地下车道的出口走出来，首先呈现在眼中的中国城是一片零乱：鲜红色的电话亭，五花八门的店铺招牌，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街道旁边的小贩，拥挤的行人，还有那一家门面已旧的黄色电影院──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配上不伦不类的中文译名。一个初到纽约的游客，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半下流社会”。我初到纽约的时候，朋友带我去逛唐人街，我总觉得不舒服，看到那些年老的华侨那副“不务正业”的样子，更是不顺眼。在馆子里吃饭，不会用广东话叫菜，被迫用英文，看堂倌的那一脸不屑的冷漠表情，真想拔腿就跑，不再受骗了，走到街上，又怕小偷或扒手，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纽约的治安本来不好，唐人街又在意大利区旁边，我对于意大利“Mafia”（黑社会）的恐惧，也带到“唐人”身上了。

　　最近几年，我对纽约熟悉多了，而且又去过一次香港，学了一点半吊子的广东话，所以在中国馆子里点菜时，信心也增强了，对于“中国城”的恐惧也逐渐消除。而且，近两三年来，每当我想要炫耀我的广东话时，侍者说的却是国语，他们既不把我当外国人，我也把他们视为同胞。一种同是“黄面孔”的种族亲切感，遂因而建立。有一次我到一家店里买菜，和店里的那一个胖胖的老板扯上了，他竟然由广东话转到国语，又从国语转到山东话，我们两个人变成了北方老乡，所以我此后每次去买韭菜或豆腐干的时候，他总是多给我一点。还有一家广东小吃馆，我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就饭菜照常，如果带了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光顾，侍者一声不响地就会奉上一大碗“例汤”，而且还会对我作一个会心的微笑，我初时颇为受宠若惊，后来发现这种不成文的“陋规”，倒是随意施舍的。中国餐馆和法国餐馆有一个相同之处：不论菜单上的“明文规定”如何，顾客总会受到一点人情上的例外招待，在高级的法国餐厅里，这种招待是势利的，“人情”视金钱而定；在“低级”的中国餐馆里，才有真正的人情味，那一碗“例外”的“例汤”，喝起来总觉得十分舒服。

　　我是一个影迷，在台湾的时候专看外国片，国产片很少问津，到了美国以后，反而看起国产片来了，于是，“中国城”又成了我的电影文化城。纽约唐人街的几家电影院，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电影必须两片同映，而且往往是一“软”一“硬”：“软”绵绵的言情或艳情片，配上“硬”绷绷的武打片，以便迎合男女老少的不同口味。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电影制作，也只有“软”“硬”二类，高水准的文艺片绝无仅有，赤裸裸的社会写实片也很少见。唐人街的电影观众，大部分是为了娱乐，也为了“逃避”，在餐馆或洗衣店工作劳累之余，就到电影院去散散心。我们这些留学生，看中国电影也是为了逃避──逃避美国社会的紧张和繁忙，但是除此之外，也多少有一点“思乡”的意味，看到电影中的香港和台湾风景，不觉心旷神怡，甚至有时候体会到那股台港特有的“味道”，不论剧情如何牵强附会，演员如何生硬造作，我看中国电影时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只求一“醉”而已。初时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态度颇感不安，因为对中外电影，我显然是用了两种尺度，但经反复思考之后，也觉得这种“畸形”的态度未可厚非，中国人在外国漂泊，在美国的“中国城”里怀缅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带有一点“畸形”的心理。我们这些留学生，本来就是“中国城”中的过客，我们在唐人街没有根，而只是生活在唐人街的边缘而已，而唐人街却又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双层隔膜之下，“中国城”岂不正像一部电影？而在“中国城”中看中国电影，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真实”了。

　　因此我不禁逐渐感到，我和餐馆的侍者和杂货店的老板之间的“血浓于水”的种族感，也实在是很淡薄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黄面孔的顾客，虽然我给的小费没有外国人多（但这种情形也在变化之中，纽约的唐人街畔，年老的游客越来越少，而住在纽约城内──特别是城北的哥伦比亚大学区及城南的纽约大学附近的格林威治区──的年轻人或学生，却经常成群结队来唐人街吃饭，他们给的小费也不多），然而我常常来，而且，说不定他们早已看出我心理上的需要，在我面前说几句家乡话，或多给我一碗例汤，也略能满足我的思乡情绪，至少可使我在“中国城”里没有失落感。这是一种施舍，也是他们演的一出中国戏，正好像银幕上的王羽或甄珍，用拳打脚踢或浅笑微盼来满足我们所要求的“中国味”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和公司里的外国老板吵了一架，回家以后又受了妻儿的气，就愤然出走，跑到唐人街大看中国电影，到深夜才回家，害得他太太差一点去报警。

　　美国的“中国城”，是这一代海外华人心灵上的“避难所”，大部分的中国人，到中国城来别无他求，只求一“醉”，在酒足饭饱、剧终人散之后，又要打起精神，在异国的社会中“混”下去。这一种逃避式的“朝圣”心情，是国内的读者和美国的友人很难了解的。大城市里有“中国城”，没有“中国城”的小地方，则以中国餐馆代之，如果没有中国餐馆，则往往是在几家中国人家里轮流聚会，海外的华人，就靠了美国社会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孤岛”来延续他们的文化生命。

　　在美国谈“中国文化”，比较困难，也比较复杂。“中国城”里的中国文化，如果仔细分析起来，非但与台港地区的中国文化有不同之处（当然与大陆上的文化更大异其趣），而且更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脱了节，虽然不少古老的习俗仍存，然而也只有老一辈的华侨仍能体会到这些习俗的真正意义。年轻一代的华侨──也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侨──眼中的唐人街，和留学生眼中的唐人街，在意义上就有显著的不同。年轻一代的华侨，往往在唐人街长大，所以对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久而生厌，极思反抗，他们最初都很想挣脱“中国城”的桎梏而打入美国社会，他们计划于飞黄腾达、娶妻生子之后，在美国大城市的郊区买幢房子，和大多数美国中上阶级的人一样，安度其“郊区生活”（所谓“suburban living”）。

　　然而，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国内各少数民族运动的风起云涌，不少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简称为ABC，即American-born Chinese的简写），在心灵上突然感到一种“认同”的危机，他们觉得不论自己如何美化，在美国白人的眼里，他们毕竟还是黄面孔的华人，但是在来自台港的留学生眼里，他们又不禁太过美化了，言谈举止，与美国人无异，只不过虚有其华人之“表”而已。身处在这两种“歧视”的狭缝之中，不少年轻的ABC，就主动地向唐人街认同，因为唐人街既非中国也非美国，而是美国社会中的“中国城”，正适合他们少数民族运动分子的心理。最近几年，大学里的ABC，更成群结队，到各大城的唐人街去义务服务，他们访问年老的华侨，拍摄唐人街的纪录片，组织义诊中心，为老华侨看病，并出版刊物，为唐人街──也更为他们自己──说话。

　　他们这一腔热诚，表现了不少年轻人的朝气和干劲，也反映出不少心理上的烦恼和不安。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要为唐人街献身，但是这种课余的献身工作也多少带给他们一点自我情绪上的满足，也许，他们这种“认同”上的“利己”需要，远超过他们真正“利他”的服务精神。正好像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深入民间”运动一样，美国华侨青年的“唐人街”运动，并未必引起“中国城”里老一辈华人的激烈反应，在老华侨的眼中，这种深入唐人街的运动，是对于他们既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他们宁愿在美国人面前唱“唐人戏”，而不愿受同是黄种人的干涉。据我的一个深悉内情的朋友说，老华侨对于ABC青年的行动尚能谅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年轻人本是唐人街的后裔，然而如有台、港地区的留学生参加这种运动，却会引起老华侨的极大反感，因为他们总觉得这些留学生高高在上，处处以发扬中华文化自居，而向他们发号施令。老华侨愿意把唐人街作为留学生的“避难所”，却不愿让留学生和土生华侨把唐人街变成文化或种族运动的大本营。

　　“中国城”里的中国文化，本来是一种早已变形的移植文化，老华侨的乡土观念似乎重于国家民族的热情。然而，情绪激昂的留学生和ABC青年却偏偏不满于老华侨的这种安身立命的态度，一部分青年要华侨认同祖国文化，另一部分青年却又要华侨掀起少数民族运动反对美国社会，交相夹攻之下，老华侨反而不胜其扰。这是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唐人街里的“代沟”现象。年轻一代的华人运动，受其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年轻一代的华人，而不是老一代的华侨。

　　华人运动的另一个对象是美国社会，在这一方面，成效最大的不是留学生，而是土生华侨青年。近几年来，他们搜集了不少资料，也出版了不少书籍，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华移民的惨痛历史，他们历数19世纪华侨在美国西部筑路时所遭受的虐待、美国移民法的不公，和美国各公司行号对黄种人的歧视等等详情。这一股“控诉”的激流，在美国社会上已产生了若干积极的反应，不少大学纷纷成立“美籍亚洲人”或“美籍华人”研究中心，报纸和电视广播界，也纷纷起用美籍华人，“哥伦比亚电视公司”的新闻记者Connie Chung和“纽约时报”的Frank Ching，目前都是红得发紫的人物，最近电视影集“功夫”的流行，也可以说是受了华人运动的影响。

　　土生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化工作上，干得非常有声有色，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远非留学生可以望其项背。这几年来，土生华侨文化显然已经抬头，并且日益茁壮，这一种新文化，在本质上既非中国文化，亦非美国文化，它的语言是英语，它的社会渊源是唐人街，它的发言人是土生华侨，它的对象是美国社会。许多留学生对之不屑一顾，认为它不是中国文化，但是却也不免忽略了这一种新文化所藏有的丰富的内涵和动力。五六年前，我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遇到一个怪人，他留了一头长发，在头后盘了一个辫子，经过友人介绍以后，我问他对于海外中国文化的看法，不料他却把辫子一挥，滔滔不绝地说：“什么中国文化？你们这些留学生满脑子就是中国文化，其实在美国社会哪里有中国文化？我是在唐人街出生长大的，我不会说国语，我的母语是英文，我的国籍是美国，我的文化背景就是这又脏又乱、为白人所耻笑的唐人街！我现在要以唐人街为荣，把唐人街的真相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不像‘新闻周刊’中的那位华人记者，他根本是‘白化’了（White-washed），他哪里能代表唐人街？我现在刚写好一个剧本，正在排演，就是在讽刺他，也讽刺白人！”

　　这一席话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问他一句：“作为一个黄面孔的华人，难道你对于中国的文化毫无向往吗？”

　　“什么向往？这都是废话！”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也没有时间搞中国文化，更没有什么兴致。请问你，在美国社会谈中国文化又有什么用？”

　　他这一阵反驳竟然使我哑口无言，于是就只好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并祝他好运。事隔数年以后，最近我在美国报章杂志上屡次读到他的文章，他的剧本在纽约上演，也得到不少好评，这些作品，几乎完全以唐人街为背景，但是剧中的人物却是个个有血有泪，他们把在白人误解和歧视下的满腔愤怒，像山洪暴发一样，倾泄无遗。这位目前鼎鼎大名的剧作家，就是Frank Chin，他和《纽约时报》的Frank Ching不同，二人观点也各异，而且还在一本纽约唐人街的杂志上打过笔仗。剧作家Frank Chin认为这位名记者Frank Ching早已与白人妥协，成了当权派，而后者则认为前者除了愤怒以外，仍然无济于事。且不论二人孰是孰非，这一位美国剧坛上的“愤怒的年轻人”，却使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Frank Chin虽然代表土生华侨文化的一个极端，然而他已在美国艺坛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成就，早已凌驾在“花鼓歌”黎锦扬之上。黎锦扬笔下的唐人街，是美国电影中的布景，“花鼓歌”中的人物是白人脑海里的浪漫意象，黎锦扬为了讨好美国人、做美国人的生意，遂不惜助长美国人的偏见。Frank Chin虽然矫枉过正，但是我宁愿接受他的唐人街，即使生他的气，也比看黎锦扬的电影痛快的多。也许，在美国的社会中产生这种愤怒的作品，是理所当然的，Frank Chin的戏剧，使我想起了美国黑人作家LeRoi Jones的作品，二人的基调同是愤怒和热情。近年来美国的黑人运动，已使白人几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对于黑人的印象大为改观，黑人已不再是木讷无知、唯命是听的奴隶，而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土生华侨的文化运动，虽不见得能改变唐人街老华侨的心理，但至少也会使美国白人对美国社会中的“中国城”另眼相看：美国的华人，也不仅是餐馆或洗衣店中的人物而已，他们除了勤俭朴实、默默地以笑脸迎人之外，也有无尽的辛酸和血泪。

　　作为土生华侨文学中的中心意象，唐人街的意义似乎更大了。走笔至此，我不禁想到最近看过的一部名片──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唐人街》，这部电影的故事与唐人街全然无关，然而却以唐人街为片名，似乎颇有寓意。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败落，片中人物的罪恶是洗不清的，所以波兰斯基在片中屡用清水和浊水来表现。水的意象，本是波兰斯基的神来之笔，他的另一部名作《水中之刀》也是以水为象征。《唐人街》一片中的灌溉之水，却权操在老奸巨猾的约翰。休士敦之手，休士敦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费唐娜薇通奸，因而引出一连串冤孽。当故事发展到费唐娜薇的豪华住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宅中的仆人都是华人，似乎女主人对华人颇有偏爱，直到片终的高潮──在洛杉矶唐人街的一场枪杀──过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片中的华仆就是罪恶的代表人物，女主角体尝罪恶，所以特别亲近华人，最后所有的罪恶人物都齐集在唐人街，如此看来，“唐人街”岂不成了罪恶的渊薮？

　　波兰斯基一向偏重人性中的罪恶一面，据说他特别修改了片中的结局，使万恶之首的约翰。休士敦扬长而去，这显然是他的悲观哲学的表现。我不反对波兰斯基的悲观，但却不禁为他心目中的“唐人街”摇首兴叹！“唐人街”一直是西方人眼中的罪恶之地，这一个观念，原非波兰斯基的创见，而是渊源已久，Sax Rohmer笔下的“傅满洲”（Fu Manchu）小说和电影，不是已经把唐人街视为罪恶世界吗？也难怪身历其境的Frank Chin要愤怒了！

　　我发现自己对于美国的“中国城”的感情更深了，外国人越把它视为罪恶之源，我越想把它作为我心目中的圣地。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日

　　“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

　　李欧梵寥寥几笔，道出了唐人街的实质。

　　不过李欧梵是知名的学者，他这篇散文的目的也不仅仅在于替唐人街说点什么，中心在于阐述自己的文化观──美国的中国城，中国城的文化现象，以及愤怒的剧作家Frank Chin和土生华侨的文化运动。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今昔唐人街的变迁，又穿插以作者本人的直观感受，包括进餐时的热情、到中国城寻梦的寄怀等，使一篇学术性的议论文洋溢着浓郁的情趣，读来令人怦然心动。

　　李欧梵把唐人街整个儿吃透了。他的角度很独特，取一种似华人又不是华人，像美国人更非美国人，不是台港人也不是大陆人的角度，主观而又客观地描述了美国唐人街的风情：前半部分重在景致的描写，写作者对一片零乱的中国城的不适应，尤其写到他把对意大利黑手党的恐惧带到唐人街时，此时的唐人街分明是美国人眼中的罪恶之渊。

　　但作者接下去笔锋陡转，写到了“黄面孔”的种族亲切感，写到了胖胖的老板和“例汤”，人情味便油然而生。唐人街又成为中国人的唐人街了。

　　前后两种感情的变化，李欧梵写得真挚细腻，还夹杂着几分自嘲式的幽默。

　　散文的重要部分不在饮食，尽管饮食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李欧梵这里着重于中国城的中国文化心态的分析。老华侨、留学生、美籍华人，虽然外貌上一律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经作者略一分析，竟呈现出如此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观，非对美中文化有深刻研究者，是绝计估不透的。

　　散文至此，由人情进入理性，由风物转向学术，它真正的价值也体现出来。李欧梵认为：中国城的中国文化，本就是一种早已变形的移植文化。这是极有见地的观点。他对土生华侨弘扬中国文化的赞叹，并评定为“在本质上既非中国文化，亦非美国文化”的“新文化”，更显示出学者的慧眼。

　　散文最后，与首段呼应，由波兰斯基的名片《唐人街》引出大段感怀，对美国人的流行观念──唐人街是罪恶之地进行了不留情的反驳，称为“我心目中的圣地”，把作者种族的自尊上升到极点。读至此处，相信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会为作者的雄辩所征服，并愿到“圣地”一游的。

　　《美国的“中国城”》是典型的学者散文，自由度大，议论性强，学术气氛浓，旁征博引的同时又富有感情。读这篇散文，你可以真正了解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典型心态，也深刻地理解了“龙的传人”们别一种生命状态。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当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李欧梵，台湾人，长期旅居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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