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小记

本期编后先预告两件事，一是下周元旦，书讯停刊一期，在2014年的第一期，我们将出版2013年的年度特刊，同时评选出2013年的“季风好书”，望诸位关注。

这段时间新书不多，好书也不多，但三辉最近的两本新书还是很值得说，一本是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另一本是赵川的80、90年代纪事，《激进艺术小史》。

先说徐贲这本。

徐贲先生的这本著述在三辉已经快两年了，迟迟不能出版，现在终于由中信推出，还是很钦佩中信的眼光和勇气。“公共说理”是一个很平实的词，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其实，这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始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是因为说理不是宣传、不是自说自话、尤其，不能强加于人。说理需要尊重对方，有说理的方法，有道德上的节制，所以，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在公共事务上、在公共生活中，以说理的方式来获得共识，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所知的给所有人带来福利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将公共意见合成共同体意志的方法。

然而这种方法，在我们这儿却是非常陌生的。这固然有前几十年密不透风的言论禁忌的关系，但即便在最近的20多年，人们在“非政治性”的公共问题上似乎已经可以比较自由的言说，但说理尤其是公共说理这件事并没有自然产生，人们更习惯的是那些宣传的语言和文体，而且，甚至将这些宣传当做了说理。比如，书中有这么一段：

“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区别十分模糊不清，以至于公域话语时常受到私域话语的不当影响……最典型的文本就是《雷锋日记》……《雷锋日记》中的话是雷锋写给自己看的，是一种私域写作。雷锋说‘处处听党的话，坚决地、无条件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省略的主语是‘我’。无论雷锋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与我’的话语是无须作公共说理的。但是，如果雷锋是对另一个人说话，说‘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他就必须给对方一些充分的理由，那就是公共说理。”“但我们中小学课本李有不少与雷锋日记相似的话语文本，它要求的是，雷锋怎么做，你也怎么做，雷锋怎么想，你也怎么想。除此之外，你不再需要其他理由，也不需要问为什么。”

这就是将宣传当做说理的典型例子。徐贲在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例证，详尽地帮助我们辨清什么是宣传、什么是悖谬、什么是话语伦理，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公共说理。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码的公共话语理性和公共交往伦理，在这个社会艰难转型的时刻，不啻是我们最需要的知识和教养。

赵川的《激进艺术小史》是一本地方性的激进艺术小史，仅仅讲了上海，时间大致从80年代到90年代。赵川文字功夫很好，这本小书还配了很多照片，当年参加其中所提的活动的朋友，也许还能从照片中找到自己年轻时的样子。过几天我们会为这本小书办一场活动，谈谈那个年代的人和事。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201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