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小记

本周上架的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并不是新书，1991年出过、2003年也出过，这次由商务再出变成了汉译经典的白皮本。然而尽管不是新书，还是值得特别地说说。此书在2003年再版时，译者特意加进了作者三篇在千禧年将临时的两个演讲和一个访谈，作为原书的三个附录，这几乎构成了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不妨看看三个附录中的第二个“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过去和未来”，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演讲。我们都知道伯尔曼最著名的著作是《法律与革命》，在这本巨著中，伯尔曼令人信服地完成了西方社会从11世纪到现代社会900年的法律思想、制度演变的叙述，这部巨著的中译上下两卷，120万字，一般的读者很难有耐心坚持读完，尽管伯尔曼写的非常好看！然而这篇“千禧年视角下的西方法律传统：过去和未来”，短短40页，却也几乎概要地完整叙述了西方900年法律演变的基本线索，甚至，由于这样简略的概括极为困难，伯尔曼才有可能在这篇演讲中表达出他作为一个深切关怀人类命运的伟大法学家的最深刻的想法。

这篇演讲中还有一部分应该会令许多研究者发生特别兴趣，即关于俄罗斯。在18、19世纪民族国家的世界潮流中俄罗斯的西方化，其中，包括对西方法治的全盘引进，到十月革命时，俄罗斯已经有了成熟的法学家阶层、法律体系等等。接下来，伯尔曼开始谈苏维埃的法制，这部分的内容非常显示功力。苏维埃的法制（rule by law）当然是从属于党国的，但区别在于，在斯大林以后，苏联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法制的形式来干预社会和经济，更多的，当然是直接地用法制来干预人心，用立法的方式要求人民成为无神论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徒。这里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国家在克里斯玛领袖去世之后意识形态力量的衰减，从而诉诸于一个模糊的“法制”以争取正当性。然而无论怎样，“国家吞噬社会”都成为这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

伯尔曼最后将未来的根本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他当然期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发展的“世界法”的出现，事实上他认为现在各种世界性的商贸约束就是“世界法”的一部分，并且，它们还正在形成更为合理的统一的“世界法”。然而根本的希望还是在宗教上，在人心上。因为法律，约束我们行为的法律，从根本上是来源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来源于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道德。那么，在有着不同宗教和文明以及它们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将未来的希望建立在宗教上呢？伯尔曼说：“事实上，在世界各主要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能够支持一个世界共同体和一个世界法传统逐渐发展的共同精神信仰……一种超越于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的精神本体”。在这段话下面伯尔曼加了一个注，这个注很精彩，我们来全文录下。注中说：“19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发表了一项由Hans Kung起草的宣言，宣言确认了某种精神本体的普适性，指出‘我们所谓全球伦理，并不是一种全球意识形态或者一种超越所有现存宗教的单一的统一宗教’，而毋宁是‘一种对那些有约束力的价值、不能取消的标准和个人态度的基本共识’”。

我欣赏伯尔曼的乐观主义！

本周另有两本值得注意：《洪业传》与《台湾民主化与政治变迁》。前者是一位被忽视的历史学家的传记，后者则聚焦于台湾民主化之后的政治，号称以亨廷顿“政治衰退”理论来解析台湾政治，也许值得注意。

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

2013-12-11